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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历 原题 作者 ：张志鸿
This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music or audio playback. Please play it in Weixin or another browser. 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插曲 中篇小说《闪闪的红星》属于文革中出版的第一批原创小说，同名电影属于文革中出品的第一批故事片，当年影响很大，至今依然是一代人的回忆。
在小说《闪闪的红星》和同名电影的背后，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。 原型不只一人
根据多个信息综合分析，潘冬子的原型至少有两人，一个是许世友上将的长子许光，一个是鲍先志中将的长子鲍声苏。
许光的老家在河南新县，鲍声苏的老家在湖北麻城。这两个地方都属于大别山区，曾是鄂豫皖根据地。
许世友将军故居
他们的身世相似：父亲当红军参加长征后，自己被留在老家，饱尝艰辛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才与父亲团聚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，他们又先后在南京军区“文化速成中学”学习。
鲍声苏的经历更曲折：父亲离开家乡后，生母被还乡团卖给了异地单身汉，自己也被作价卖给了财主。
鲍声苏虽不识字，但很健谈，常在同学、老师面前说些家乡苏区的故事，也曾写过作文《我的童年》。
他们的教员李心田对这些故事很感兴趣，整理改写为小说。
还有两件事影响了李心田：一件是他听说江西根据地有一位红军，长征前给家中留下了一顶军帽，军帽里写了名字，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这顶军帽，找到了他的父亲。另一件是抗战时胶东有个17岁的女青年，入党第二天被捕，后来被敌人活活地烧死了。
1964年，小说完成初稿，取名为《战斗的童年》。 小说差点夭折
写作初稿时，李心田受老作家张天翼“文学要表现人性”的观点影响，定位为“一个红军家庭的故事”，写了冬子与亲人的生离死别。
1966年春，迫于严峻的政治形势，李心田连发两封信给出版社，将书稿要回。后来，他所在的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要求创作人员上交所有作品，他交出了《战斗的童年》草稿，被当众焚烧。
但在上交前，李心田冒险留下了誊清稿。
1970年底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恢复工作，编辑谢永旺到济南组稿，李心田把《战斗的童年》给他看。虽然存在异议，出版社顶住压力，决定出版。谢永旺希望改个书名，李心田就提出改为“闪闪的红星”。1972年5月，小说正式出版。
小说封面
小说一面世，立刻得到官方和媒体的肯定。中央广播电台连续广播，全国18家出版社来要印书纸型，小说被译成英、日、法、越等多种文字。
故事发生地改在江西
小说《闪闪的红星》开头写道：
“一九三四年，我七岁。 我生长在江西的一个山村里，庄名叫柳溪。……”
人物的主要原型在鄂豫皖，故事发生地却放在江西，为什么？
因为江西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更能够代表正确路线。
虽然鄂豫皖根据地诞生于1927年年底，张国焘1931年4月才去大别山，1932年10月又率主力撤离，但不可否认，这一年半正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全盛时期。如果以鄂豫皖为背景，恐怕就有美化张国焘之嫌。
文革前，李心田还有可能将故事发生地放在鄂豫皖；到了七十年代初，放在江西当然更保险。
大别山标志石
无独有偶，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也有类似的修改。
电影《自有后来人》出品于1963年11月，故事发生在“1939年的东北某市龙潭车站”。男主角李玉和的原型是北满密山国际交通站交通员傅文沈，1946年曾任密山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。
但把《自有后来人》改编为《红灯记》时，故事发生地就改为“华北某地”了。
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，一度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领导东北党组织；直到抗战结束，东北抗日联军也未能和党中央建立直接联系。当中苏全面决裂之后，特别是到了“反修防修”的文革时期，自然不会把《红灯记》的故事发生地放在东北。
回头再说小说《闪闪的红星》，虽然它很受欢迎，但真正产生强烈影响的还是同名电影。
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剧照 同名电影应时而生
1966年至1969年，国内停产故事片；1970年至1972年，也只将9部“样板戏”搬上银幕，没有生产真正的故事片。
“九一三”事件后，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着手在多个领域纠正极左。
1972年10月，国务院文化组（代替文化部）在北京召开“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座谈会”，一直开到次年3月初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两次接见与会代表，体现了对文艺的空前重视。
接见时，江青做了长篇讲话。在谈到前几天刚刚看过的南斯拉夫电影《铁道儿童》时，她兴之所至，忽然呼吁：
“你们要为孩子们着想，为孩子们服务，我向你们呼吁，给孩子们写些电影吧！”
会后，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人员抖擞精神，到处寻找故事片题材。就在此时，曾任《红灯记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摄制组组长兼摄影的张东凉，听到了中央广播电台连播的小说《闪闪的红星》，感觉不错，找来小说细读后，即向厂领导推荐：
“江青号召给孩子们拍戏，这部小说基础很好，能不能上？”
八一厂决定拍摄，成立了两支队伍：
创作组由陆柱国、王愿坚、王苹（一说王汝俊）、曹欣和陈亚丁组成，负责小说改编，并从南京军区借调李心田参加。以陆柱国初稿为底本，由王愿坚梳理定稿。
摄制组由李俊、李昂任导演，张东凉（中途调走）、蔡继渭任摄影。很快，他们就深入江西婺源体验生活，选定风景秀美、距离景德镇20多公里的鹅湖作为外景地。
婺源山村
之所以选择婺源，除了风景因素，还因为婺源也是革命老区，方志敏的红十军曾在这里建立红色政权。 立意高远
文革中，文艺创作必须做到“三突出”，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，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，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。所以，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的创作过程就是不断深化认识、提高立意的过程。
电影海报
有的领导说：“你们思想上是否把冬子作为一号人物来刻画？”
有的领导说：“不要怕写高了，是怕写不高！”
当时发生的两件事也可能起到了推动作用：一件是1973年12月12日，《北京日报》发表了小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；12月2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又全文转发，鼓励小学生反潮流。一件是1973年12月中旬，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肯定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和辽宁张铁生的信，提出不要看不起“儿童团”。
创作组的构思经历了四个阶段：最初是遵循原著“想、盼、找”的思路，然后着眼于冬子“在红星下成长”，第三阶段着力表现“儿童团勇斗还乡团”，最后就扣住根据地的“得而复失”，把冬子的命运和路线斗争紧密结合起来。
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剧照
事后，创作组、摄制组是这样总结的：
“冬子的童年，是英雄的童年，他不是在等待胜利中慢慢长大，而是在夺取胜利中迅速成长。因此，必须大大加强冬子为夺回红色江山而斗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。只有强调了冬子的‘夺’，突出了他的斗争性格和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，才能使人物上升为一个‘顺着革命的路子走，按着革命的需要长’的无产阶级少年英雄典型。”
认识到了这个高度，剧本的修改就不在话下了。
拍摄《闪闪的红星》悲情戏，小主演的行为曾让导演怒了
拔高，拔高
首先是改故事的时间。
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934年至1949年，跨越15年，电影改为1931年至1936年。
这样改大有玄机：缩短时间，有利于营造戏剧冲突，集中表现冬子的成长；更重要的是，让冬子经历根据地的“得而复失”，突出了路线斗争的主题。
其次，是调整了人物关系，如“修竹哥”改成“修竹叔”，成为党的化身、冬子的引路人。
然后，是对大量细节进行加工：
原稿的开头，是潘冬子和胡汉三的崽子斗；领导说这个起点太低了，改为一出场就和胡汉三本人斗。
原稿中米店一场，潘冬子发动群众闹事。领导说，动作够了，内心还不够。于是，增加了潘冬子和椿伢子遥望北斗星一场戏。
连环画封面
原稿中，王愿坚设计了一个细节表现儿童的调皮：在米店，冬子把“今日无米”改成“今日售米”后，用黑笔去抹椿伢子的脸。有人开玩笑说：“你真是给英雄脸上抹黑呀？”吓得王愿坚赶紧删除。
八一厂负责人、曾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的陈亚丁为剧本定性：
“这是儿童片，但不是一般的儿童片，不能向《小兵张嘠》靠，也不要追求情节的惊险、紧张，不搞一般的儿童趣味，而要追求冬子的思想风貌和内心世界，要抒革命情、阶级情，塑造完整的、光辉的、没有缺点的儿童团形象。”
按照这一思路，原稿中母亲牺牲时冬子只叫了一声“妈妈”，改为冬子阻拦想救妈妈的群众，他说：
“妈妈是党的人，不能叫群众吃亏！”
这样处理，冬子的形象就高耸入云了。
也有公认改得成功的地方。原稿中宋大爹送冬子乘竹排去当侦察员，剧本只有一句话：“一只竹排顺江而下。”陈亚丁提出：可否设计一个像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样的场面？
“小小竹排”视频
于是，群策群力，反复锤炼，最终成就了一组经典镜头：一江绿水，两岸青山，晴空万里，雄鹰翱翔，小冬子手持竹篙，宋大爹挥动木桨，劈波斩浪，激流勇进。同时，响起了李双江高亢嘹亮的歌声：
“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岸走……”
情景相融，天人合一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 江青如获至宝
1974年10月1日，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公映，顿时好评如潮。
虽然采用了“三突出”的创作手法，主题依然是路线斗争、阶级斗争，但在文化荒芜的文革后期，《闪闪的红星》凭借生机勃勃的江南风景、相对轻快的故事情节、稚气可爱的儿童形象受到了广泛欢迎，三首电影插曲更是风靡一时。
《人民画报》封面
10月23日晚上，江青调看了电影，看得满心欢喜。看到小小竹排一节时，不禁大喊：
“让那些资产阶级的王八蛋看看，我们无产阶级的作品多么抒情啊！”
看完电影，江青立即吩咐召见导演和摄影。当导演和摄影走进钓鱼台十七号楼时，时间已过午夜。一见面，江青就紧紧握住导演李俊的手，兴奋地高声叫道：
“我可得宝了！可得宝了！画面真美啊！真抒情啊！你们是怎么拍的？”
第二天（25日），江青又召见陈亚丁和李俊，提出34条修改意见。限于篇幅，笔者选三条短的：
从这些建议看，江青确实有水平。但身为“旗手”，如此干涉一线创作，自然让下属不胜其扰。幸好，她没有像对待故事片《创业》那样苛刻蛮横、立马封杀，而是允许八一厂“边放映边改”。
于是，摄制组重整人马，三下江西，按照江青的意见进行修改。但这次补拍的镜头，最终没有放进公开放映的影片中，因为江青已忙于政治斗争，无暇再关注这些小事，八一厂也乐得不了了之。
对电影的修改总算告一段落。
扮演冬子的祝新运今年57岁了（网图）
艺术作品允许虚构，反复修改也很正常。但一味要求“文艺服从政治”，无限拔高中心人物，只会走向“假大空”。《闪闪的红星》的修改过程，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文艺创作的一个缩影。
今日回首，恍若隔世。 一个有趣的巧合
在小说中，冬子妈说过：
“冬子，你看，山上再开花的时候，你爹就回来了。”
但小说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映山红。
到了电影中，映山红就成了一个重要元素，不仅表现了家乡春光之美，也象征着希望和胜利，还配了一首动听的女声独唱《映山红》。 This browser does not support music or audio playback. Please play it in Weixin or another browser.
巧合的是，在潘冬子原型的家乡大别山，特别是鲍声苏的家乡麻城，正是以杜鹃花（含映山红）著称。
麻城市据说有100万亩杜鹃花，境内龟峰山更是号称“中国映山红第一山”，拥有10万亩原生态古杜鹃，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国最大的古杜鹃原始群落。
如今每年四月，麻城都会举办“杜鹃文化旅游节”，他们的品牌宣传口号是：
“人间四月天，麻城看杜鹃。”
补充这些，也算是为革命老区打一个旅游广告。
本文主要参考资料： 中篇小说《闪闪的红星》，作者李心田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5月版； 电影文学剧本《闪闪的红星》，集体改编，王愿坚、陆柱国执笔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4月版； 《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》一文，作者为八一电影制片厂《闪闪的红星》创作组、摄制组，载于《红旗》杂志1974年第12期； 《红色往事：1966-1976年的中国电影》一书，作者翟建农，台海出版社2001年版； 《大动乱的年代》一书，作者王年一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；
《小说、电影与文艺批评——对<闪闪的红星>的三重考察》一文，作者李雪，载于《文艺争鸣》杂志2021年第2期； 《从<闪闪的红星>到关注知识分子》一文，作者柃木，载于《南方人物周刊》2019年第22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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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点丨张志鸿：《闪闪的红星》台前幕后揭秘
张志鸿，湖南邵阳人，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，1982年7月毕业，曾在中学、中专执教17年，在某央企湖南公司工作多年，定居长沙。
青山读史之五：
《闪闪的红星》
背后的故事
《闪闪的红星》潘冬子原型是谁？
15.冬子想念红军时，不要闭眼。应是睁眼向前凝视，慢慢出神，然后叮咚声，花开。幻想完以后，仍回到凝视出神。
19.冬子磨刀时要有一个特写。
29.两个孩子夜话时，冬子说：“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啊！”应该是“咱们在这儿不也是打仗吗！”
麻城龟峰山（网图）
2021年6月21日
文图由作者许可本号分享
视频插图选自网络，原载作者公号青山自牧
张志鸿写字楼